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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“基层强则国家强，基层安则天下安。”当全国50多万个城乡基层自治组织获得清晰的权责、充足的资源和开放的参与空间时，“人人有责、人人尽责、人人享有”的治理新格局正在形成。这既夯实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基，也生动诠释了中国式民主，让亿万人民在共建共治共享中真切感受到民主的温度。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，基层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“最后一公里”，其重要性愈发凸显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：“基层强则国家强，基层安则天下安。”这一论断揭示了基层治理与国家发展的内在逻辑——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。当前，我国正处于“两个一百年”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，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，构建“新安全格局”以保障“新发展格局”已成为时代命题。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，在于夯实基层治理这一“安全基石”。 以人为本：基层善治的价值根基 “民为邦本，本固邦宁”的治理智慧，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。基层治理的核心在于“治人”与“人治”的辩证统一，其本质是人际互动。浙江省大际村沈书记的“三怕”——怕听不到群众声音、怕跟不上群众需求、怕得不到群众认可，生动体现了当代基层干部的人民情怀。这种情怀不是抽象的概念，而是体现在每一次入户走访、每一件民生实事的办理中。重庆市观音桥街道的马善祥同志创立“老马工作室”，三十余年如一日调解矛盾纠纷，其“民为本，义致和”的工作理念，正是对“以人为本”治理理念的生动诠释。 在具体实践中，以人为本要求基层治理实现三个转变： 一是从“管理”向“服务”转变，将群众满意度作为衡量工作的首要标准； 二是从“被动响应”向“主动发现”转变，通过“网格化管理、组团式服务”等机制，提前感知群众需求； 三是从“单向施政”向“多元共治”转变，激发群众参与治理的内生动力。北京市“接诉即办”改革、上海市“一网通办”实践等创新案例表明，只有当治理重心真正下移、资源真正下沉、服务真正贴近，才能筑牢基层善治的根基。 以情为脉：基层善治的情感纽带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“情理化”治理智慧，在当代基层治理中展现出独特的现代价值。江苏省某办证大厅的“许万长”同志提出“三心二意”工作法——耐心倾听、细心观察、用心解决，诚意待人、乐意奉献，通过情感互动消解了制度执行的刚性张力。福建省厦门市的社区民警黄警官创建“警民连心桥”工作模式，以“婆婆嘴”唠家常、“兔子腿”勤走访、“橡皮肚”能受气、“老黄牛”肯吃苦的精神，将执法行为转化为有温度的治理实践。 情感治理不是对制度规范的替代，而是重要的润滑剂和增效器。它要求基层工作者具备三种能力：一是“共情能力”，能够设身处地理解群众处境；二是“沟通能力”，善于用群众语言解读政策法规；三是“调解能力”，能够在情、理、法之间找到平衡点。浙江省“枫桥经验”的创新发展证明，通过建立情感认同和信任关系，可以使约90%的矛盾化解在基层，实现“小事不出村、大事不出镇、矛盾不上交”的治理效果。这种以情感为纽带的工作方法，既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“和为贵”的治理智慧，又赋予了新时代基层治理鲜明的人文关怀。 以法为纲：基层善治的制度保障 法治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：“法律是治国之重器，良法是善治之前提。”在基层实践中，法治建设面临着规范性与灵活性、统一性与差异性等多重张力。针对虚假保健品广告等侵害群众利益的问题，需要构建“三位一体”的法治保障体系： 一是完善基层执法体系，推进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向乡镇延伸； 二是健全基层法治网络，实现“一村一法律顾问”全覆盖； 三是培育基层法治文化，开展“法律明白人”培养工程。 法治化治理要避免两个极端：一是机械执法，忽视基层实际情况；二是随意变通，损害法律权威。湖南省某县推行的“法治屋场会”，将法律宣讲与纠纷调解相结合；广东省探索的“民主法治村”创建，将村规民约与法律法规相衔接，都是有益尝试。统计显示，截至2022年底，全国已建成超过50万个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，法治正逐步成为基层治理的基本方式。这种法治化治理既保证了治理的规范性，又为创新留出了空间，是基层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。 科技赋能：基层善治的现代路径 数字化时代为基层治理创新提供了新的可能。浙江省推行的“基层治理四平台”、广东省开发的“粤治慧”系统，通过大数据、云计算等技术手段，实现了治理资源的精准配置和治理效能的显著提升。北京市“回天地区”通过开发社区治理APP，使居民投诉办结率提升至95%以上。这些实践表明，科技赋能不是要用“机器”取代“人情”，而是通过技术手段强化人文关怀，让数据多跑路、群众少跑腿。 科技赋能需要把握三个原则：一是需求导向，避免“技术炫技”；二是适度适用，防止“数字鸿沟”；三是安全可控，保障数据隐私。上海市长宁区开发的“AI社区助手”，能够用方言与老年人交流；四川省某县搭建的“智慧扶贫”平台，实现了帮扶措施的精准对接。这些创新既彰显了技术温度，又提升了治理精度。据统计，我国已有89%的县（市、区）开展智慧社区建设，数字化正成为基层善治的新引擎。 多元共治：基层善治的合力机制 基层治理不是政府的“独角戏”，而是全社会的“大合唱”。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的一个重要发展，就是构建党组织领导的自治、法治、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。江苏省昆山市的“民生茶馆”、福建省三明市的“居民夜谈会”等创新平台，有效激发了群众参与热情。广东省佛山市的“暖心志愿服务队”、浙江省杭州市的“邻里值班室”等自治形式，培育了基层社会资本。 多元共治需要构建三个机制： 一是党建引领机制，确保正确方向； 二是权责明晰机制，界定各方边界； 三是利益协调机制，实现互利共赢。北京市“小巷管家”模式、成都市“信托制”物业服务等创新实践表明，当政府、市场、社会形成治理合力时，治理效能会产生乘数效应。数据显示，全国已有超过65万个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，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正在形成。 走向善治的中国之路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深厚基础和重要支撑。《意林·唐子》有言：“大木百寻，根基深也；沧海万仞，众流成也。”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的基层善治，既需要汲取“民惟邦本”的传统智慧，又需要把握“法治中国”的时代要求；既需要传承“情理交融”的文化基因，又需要运用“数字赋能”的现代手段。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，唯有坚持系统治理、依法治理、综合治理、源头治理，才能构建起人人有责、人人尽责、人人享有的基层治理共同体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根基。 作者:沈永（中国反腐研究信息中心社会部副主任） 编辑:吴润林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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